2016年，美国进入了又一个大选年，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民主党“邮件门”事件、白人警察与黑人民众冲突、移民、对待经济全球化、就业和民生等等问题，美国人对候选人的信任度空前的低，对国家的信心也空前的不足。民主成了“欺骗”、人权成了“空头支票”，民生的“诺亚方舟”又似乎遥不可期，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出了问题? 其实，社会乱象的背后不仅是不同的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更是物质的、利益的尖锐冲突。正如马克思所讲：“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我们分析美国当前的社会乱象，也要从经济的、物质的层面出发。
那么，美国的经济究竟正在走向何处呢?短期来看，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始终处于微弱的复苏态势之中，经济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长期来看，美国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速就处于不断的衰减之中，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加剧了这一趋势：1970到1990年为3.2%，1990到2010年降为2.8%，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则只有1.4%。不仅逊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越来越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这三个时期(1970-1990，1990-2010，2008-1015)的数据依次为4.4%、4.4%和5.4%，世界的平均水平则为3.3%、3%和2.2%;金砖五国为5.25%、6.4%和6.55%，美国经济走势之不佳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其在二战结束时积累下的优势太大，这个事实被绝对数掩盖着而已。但随着时间的积累和下滑的加快，一切问题都已经开始暴露。
那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不顺心开始表面化，各个政治集团的不安心开始表面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表面化。因此，美国的社会乱象能不能解决，关键要看美国的经济能否好转。那么，美国的经济究竟会往何处去呢?从要素的供给来看，美国的经济是不可能好起来的，甚至下一个十年能否维持住新世纪头一个十年(包含了2008-2009年的衰退的十年)的增速都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看劳动力，不论是从量还是质的增长来讲都是问题。从量上来看，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2014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14.4%，美国正式迈入“超老龄社会”;二是劳动参与率(占15-64岁总人口的百分比)不断下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数据由74%以上降到71%左右，降幅达到了3个百分点。当然，考虑到国际移民的对冲，美国在劳动力的量上的劣势也不会很大，基本能够维持住以往的水平。从质上来讲，美国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空间并不大，反而有可能因为维持不好以往的高水平的教育而带来负作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小学、中学的入学率都有下降的趋势，分别从金融危机之前的95%和89%下降到2013年的92%和87%，而且目前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自2008年以来也略有下降。这样看，即使美国维持好对国外技术人才的吸引，其劳动力方面的形势也不会好于过去，反而很有可能恶化，成为经济发展的牵制。
其次，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情况也不容乐观。尽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产生了诸如“页岩气革命”“3D打印”之类的技术进步，也出现了吹嘘新技术革命已经来临的书籍，但能够较全面地带动经济发展的技术革命还看不出端倪何在。这也导致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近几年的表现非常差劲：2010年以来这一数据不到0.5%，远低于1949年至2005年年均2.5%的水平[iii]。没有新的技术革命，技术扩散的结果就是，美国的科技优势也会逐步被新兴市场国家赶超上来;美国想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也只会越来越小。
再者，资本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国内消费(包含政府消费)占GDP九成左右的美国而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加之私人投资的不确定和政府的债务问题，使得美国难以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此外，依靠管理和制度变革来推动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也相当小。从企业层面来讲，“福特式”变革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概率极低，企业管理难以在短期出现大的进步;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变革也难以实现，一是当代资本主义思想创新的缺乏，二是西方民主政治正在演变成利益集团政治，扼制了其政治制度的活力，三是西方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使得社会政治制度也已经局限于标准化的技术理性控制之下，这自然也使得政治制度的创新缺乏相应的活力和环境。
如此，美国经济的去向几近明朗，如果没有制度改革适应发生了新变化的美国经济，美国社会问题增减的趋势也几近明朗。(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翁淮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