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10 月27 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作为特邀嘉宾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会议间隙，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不存在文化扩张
对外传播：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境外舆论对此很关注，一些媒体担心中国要进行文化扩张，您认为中国如何避免引起外界误解？
郑永年：说中国文化扩张其实是个假命题，根本不存在文化扩张。各个文化、各种文明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以前佛教进入中国能叫文化扩张？可以说世界上唯一没有进行文化扩张的就是中国文明，因为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是包容性的、开放性的，善于吸纳各个国家的文明。中国文明几千年了，什么时候扩张过？西方历史上倒是有过文化扩张，主要是宗教文化的扩张，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具有使命感的文化，具有排他性。西方对中国的曲解，是因为它用自己文化的历史和发展来看今天的中国。因此，要解释清楚中国的世俗文化是开放性的文化。
对外传播：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最大的差距在哪儿？
郑永年：改革开放走出去的主要是（物质）产品，文化走出去才刚刚开始。因此，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还是处于弱势地位。欧洲和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跟大国的兴衰有关系。硬实力强大后，软实力也会慢慢上升，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西方的历史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比如，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顶峰，首先是因为当时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的软实力落后于硬实力，软实力和硬实力不相配，这点可以理解，并不是说不正常。但也要意识到，不见得硬实力强大了软实力就自然会强大，软实力的建设还要靠主动努力。十七届六中全会看到了这个问题，开始直面并解决这个问题，这非常重要。
对外传播：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您对中国未来的文化软实力还是比较乐观的？
郑永年：我是比较乐观。当然中国现在强调GDP，面临道德等各方面的困难，但是，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任何一个文明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只要意识到并解决这些问题，新的文明就会出现。现在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大家感觉比较焦虑。
从国际环境来看，现在是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话语权最好的时机。目前，西方正面临着经济危机，由于自己没有信心，西方对中国感觉更加不确定，因此，更需要中国向西方解释中国，同时也是中国确定自己话语权的最好时机。因为，当西方话语权处于高峰的时候，你很难去挑战他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发生危机了，正是中国建立话语权的好机会。当然，建立话语权
要用正面的方式，不是说西方不行了我就好，而是要把中国自己成功的故事讲好。
而从国内环境看，现在是最必要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道德失范等一系列问题。
应利用十八大好好宣传中国共产党自身
对外传播：2012 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外界将会非常关注，这也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重大
契机，您认为十八大前我们应当如何有系统地宣传中共内部的各项制度？
郑永年：党的十八大，类似美国的总统大选，也是宣传中国的好时机，西方媒体已经开始关注。以前党代会更多的是强调经济方面，从海外受众的角度考虑，能不能利用十八大把中国共产党本身好好宣传一下？现在西方对中国不了解，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主体，没把中国共产党解释清楚，怎么把中国解释清楚？中国不仅要把改革开放这一成功故事讲给外界听，还要把中国共产党本身介绍给外界。从党的十二大以来，都是侧重经济、社会方面的宣传，没有把党本身给解释清楚。当然，最近中组部、中联部都对外开放，这是好的、新的迹象。不仅要向国内开放，也要向国外开放。中国要利用党代会把党这个核心组织解释清楚，这里大有文章可做。比如党代会本身，中国的政治局制度等等。中国解决了终身制问题，中国的限任制和美一个大国，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主导议程，总是回应别人的说法，多累。一定要把它倒过来，你设置议程，让人家来回应。所以要利用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的契机，针对可以预料的外界的关注点，提前设置议程。
南中国海问题的外宣中国要善于先发制人
对外传播：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到，安全困境困扰着整个亚洲。从台湾海峡、黄海、东海到南中国海，中国都面临着因为美国或者周边国家所导致的“不安全”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周边的小国家也同样感到不安全。您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输掉了一场国际舆论战，那么您觉得在外宣方面，今后我们应当如何在中国、美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营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郑永年：中国的媒体自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是反应型的，人家说我们怎么了，我们就反应一下。中国媒体从来没有像西方媒体一样主动设置议程。中国对自己的话语权建设意识不够，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要建设话语权。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美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建立起国际话语权。中国以前都是“请进来”，因为客观力量不够。直到本世纪初中国才开始走出去，开始是商品走出去，现在是积累话语权，慢慢走出去，但中国的话语权目前建设得还不够，基本上属于“救火”，这一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作为大国，忽视了国总统的两任制有什么区别呢？还有中国干部的年轻化，这都是属于中国的优势，但是西方不了解。还有党内民主、党代表的比例、社会变迁、中产阶级、人事、反腐败等等都可以讲。又比如说，党控制军队问题，这有什么不对吗？一定要仿照西方吗？中国从来没有像有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发生经常性的军事政变，从来没有因为军队问题发生过动乱，这是中国的优势，要理直气壮地讲。不能说因为我们的做法不符合西方的理念就不说了。还有，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有什么不好？西方因为对市场调控不好，发生那么大的经济危机，中国没发生经济危机。中国对自己做的要有信心，不一定多党制就比一党制优越，开放的一党制实际上能包容一切利益，关键是要把背后的东西讲清楚并理论化。
对外传播：2012 年是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大选年，竞选中可能又会拿中国大做文章，您认为中国在外宣方面应当如何应对？
郑永年：树大招风，面对外界的批评，中国要学会度量大、雅量大，没必要事事回应。作为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的建设，反而越南、菲律宾这些小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努力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组织地去向欧美等国和联合国的海洋问题专家去解释南中国海问题，做好了足够的知识储备，营造了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他们是主动在做，中国没有主动去做。现在其实是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单边开发岛屿，中国没有。但越南、菲律宾等国原来处于舆论的劣势，现在反而把责任推到中国。所以话语权建设与否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本来南中国海问题应当是中国掌握主动权，现在主动权反而跑到人家那里去了。因此，话语权在外交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忽视话语权会吃亏的。
当然，也不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天要塌下来。中国要做好
知识上的储备和政策上的准备，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替中国建立话语体系，也不能寄希望国际社会替你传播中国的立场，建立话语体系要靠中国自己。中国一定要把这个当作一个事情来做，不能老是被动地回应，借用美国反恐的一个词就是要“先发制人”。现在所有议程都是西方决定的，比如2008 年奥运火炬传递、西藏问题等，然后中国来回应。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主动设定议程，把特定议程的话语说清楚，否则永远跟着人家的议程走。
对外传播：您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向外宣示自己具有良好愿望的立场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睦邻”等远远不够，那么外宣还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
郑永年：“和平发展”要继续说，但不能自说自话。由于我长期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我希望中国的外宣工作达到三个目标：一是人家愿意听，二是人家听进去了，三是人家自愿接受了。一定要避免自说自话，因此外宣要把“客户”请来，要了解各国受众的心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了解他们的担忧，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外宣。
讲话语权不仅要看到西方发达国家，还要看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中国要区别制定战略，一步一步来。比如，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特别希望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成功的。而西方国家有些学者和媒体也开始反思，这时他们需要一个替代的想法，国外很多经济学家都盯着中国，这是好事情，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就要靠中国自己了。
中国目前的“库”很多“智”太少
对外传播：您一直强调中国的外宣缺少知识体系的支撑，而智库就是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您认为，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那么您认为中国应当怎样建设自己的智库，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建立自己的智库很重要。欧美的智库完全靠市场，新加坡的智库尽管靠政府拨款，但学者可以决定做什么。这样既为政府服务，又保持中立，在“知”和“行”方面结合得很好。中国目前的“库”很多“智”太少，至今没有进入政策市场。知行合一，“行”是丰富的材料，怎么来解释“行”？首先要把中国丰富的“行”即实践解释好，把它上升为概念和理论，再去指导未来的实践。智库就是搭建“知”和“行”之间桥梁的。
社会科学要为实践服务，不是说每一个研究者都有政策相关性，但对于研究决策圈的人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可以研究和现实不相关的东西，但为社会决策服务的研究必须和实践结合起来。
传媒把“行”解释好、传播出去也很重要，这需要媒体和知识界的结合。我感觉中国的传媒在这方面比知识界做得还好一点，对很多东西认识得比较清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每个国家都需要培养一大批这样的人，能够把学术成果转换为发表在媒体上的较为通俗易懂的文章，中国还缺少媒体和知识界的结合。同时，在自己智库还比较弱的情况下，要善于借用别人的力量，例如海外智库、海外华人、海外机构等，和他们合作。
对外传播：我们这次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就是想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郑永年：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领域很多，军事也是其中之一，
这样很好，以前觉得讨论军事问题比较敏感，其实这也不是禁区。如果以后把海外智库也请来，把外宣的“客户”请进来，看他们需要了解什么，就更好了。现在感觉光是供应商的会，要办成类似广交会那样的，可以激发出更多的火花。
《对外传播》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