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赵慧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不矮化；用生命锤炼精品，不讨巧；与读者做真诚的心灵沟通，不敷衍。这是柳青、路遥、贾大山三位作家成就自我的路径，也是一切作家迈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张江：一提到当代作家楷模，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仰视他们执着于现实生活的坚定、面对名利诱惑的超然、用生命锤炼作品的赤诚。有人说，这样的作家只能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不可复制也不必复制。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还会出现柳青、路遥、贾大山吗？
尊重生活尊重创作尊重读者
张志忠：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生活之树常青。社会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作家创作可以抵近现实风云，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剖析心灵，可以天马行空，但文学土壤永远是现实生活，离开这片土壤，文学就失去生命之源。
当代作家柳青、路遥、贾大山，他们所处的三秦厚土、燕赵大地是中国文明传承久远的所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转型典型的所在。这三位被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高度赞扬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年代和表现的生活各有不同，但他们对待生活、对待人民、对待文学事业的热忱与忠贞却一脉相传，彪炳文学史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开掘和传承。
这三位作家都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为在文学创作上行高致远放下个人名利。柳青为写出史诗性作品，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14年身居皇甫村，还直接参与和指导当地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信条“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被路遥继承：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三读《红楼梦》、七读《创业史》，更身体力行尊重生活实践，为写出煤矿工人的生活，他换上工装下到矿井，为体会打工生活，他跟着弟弟到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贾大山淡泊名利，曾在时任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力荐下担任县文化局局长，为正定县文化建设做出很多贡献，功成身退回归文学创作，小说越写越精。
尊重生活、尊重创作、尊重读者，是优秀作家之所以优秀的三个支撑点。以最大的真诚对待读者是他们的职业美德。三位作家都曾遭受冷遇或误解，《平凡的世界》因其现实主义风格被贬抑为“过时”，但路遥始终相信广大读者，他的作品也在年轻人那里得到强烈回应。贾大山同样看重读者反响，病重住院时几个中学生的探访让他感到莫大欣慰。
现实主义精神具有超越性
张江：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不矮化；用生命锤炼精品，不讨巧；与读者做真诚的心灵沟通，不敷衍。这是三位作家成就自我的路径，也是一切作家迈向成功的必然选择。诚然，柳青、路遥、贾大山都属于特定时代，他们的思想经验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其创作又超越时代，因为他们摸索出来并终其一生践行的创作之路乃是文学创作铁的法则。
张清华：柳青、路遥、贾大山如今被再度提到重要位置并非偶然，他们是在特定年代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是可以称之为“人民作家”的写作者。
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一属性：既属于特定年代，又超越特定年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柳青写《创业史》时身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斗争烙印；路遥、贾大山登上文坛，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氛围使得他们的视野和眼光较之柳青有了明显变化。他们笔下的人物有了更多个人意志、更多个性特征。如果说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话，高加林同时还是个人奋斗的典型，社会的进步赋予高加林、孙少平个人理想以同样的光彩，这就是进步。
现实主义立场使这些作品产生超越时代的价值。这一点，从杜甫到鲁迅、从柳青到路遥，概莫能外。恩格斯曾指出，巴尔扎克作为政治上的保皇党却写出不朽作品，其根本原因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意思是，巴尔扎克忠实于现实，因此可以逾越其观念乃至时代局限，揭示出贵族阶级必然被打败的历史趋势。
柳青、路遥、贾大山忠于生活、忠于人民，扎根火热现实，所以才能在历史的风云变迁、现实的复杂纠结中体察到人民的悲欢与希冀，看到历史的暗流与激荡，找到时代精神与方向之所在。在这一基础上，他们从艺术规律出发，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且赋予这些人物以生动个性，由此超越时代、超越个人认知局限，创作出具有长久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作品。重新认识他们的价值，对于我们重估当代文学史、省察当前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熔铸创作主体的热血与情怀
张江：为什么当下少见柳青、路遥、贾大山这样的作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可以罗列出若干客观原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剧增、对生活的认知难度更大、作家面临的诱惑更多、媒介格局发生变化、文学受关注程度下降等。这些因素当然客观存在，并且的确对作家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没有哪个时代的作家生活在真空中，每个时代的作家面临每个时代的问题。决定性因素在于，我们今天的作家是否在用生命和热血铸就文学。
洪治纲：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作家受到一代代读者青睐，并引发人们不断讨论，这说明他们的创作在直面现实生活同时，还蕴藏更为丰富的生存况味和生命情怀。面对现实的诸多冲突与生活的种种困厄，他们笔下的人物既不逃避也不戏谑，而是带着坚定信念抗争，用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宽厚闪亮的体恤超越一个个人生困境，散发着令人企慕的精神品质。我以为，这才是这些小说的特殊魅力，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极为诚挚的写作态度。
按理，由柳青、路遥们承传下来的这种写作范式，完全可以在当代文坛继续发扬光大。但事实上，在多样的文学格局中，这类真正呈现出普通人顽强奋斗、展示创作主体热血与情怀的作品并不多见。对此，我以为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缘由。
一是生活理想的多样化。随着现代生活不断丰富，人们生存观念日趋多样，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目标也变得多样化。特别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使人们在选择人生出路时，可以灵活地避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多方位调适生活，而不必像梁生宝、高加林或孙少安那样，必须舍命般地应对和解决现实困境，这也使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少了执着甚至决绝地战胜命运的精神力量。
二是道德约束的宽松化。社会迅速转型，一些人对欲望化生存习以为常，甚至默认其合理性，由此导致道德感难以成为人们内心的铁律。我们因此也很难再读到《创业史》《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对传统伦理的恪守，尤其是人物在道德困境中的奋力挣扎。
三是一些作家对生活的真诚思考和对人生的严肃态度匮乏。这是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缘由。从柳青、路遥、贾大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用全部生命和热血写作，作家的叙事智慧和生命思考都融化在作品中，人物与创作主体的内心情感紧紧熔铸在一起，共同直面生存的困厄，探讨人生的出路。当下很多小说不乏技巧和立场，却难以让人感受到作家生命的内在律动，读者也难以在阅读上与作家形成情感共振。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应该展示作家对现实的深层思考、对人生的深切关注、对生命的深情体恤。作家的智慧、视野、胸怀、情操以及艺术积淀，只有真正地熔铸于作品之中，作品才能散发出恒久魅力。
呼唤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
张江：造就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愿望。将愿望化为现实，需要作家们克服若干现实困难。首先，市场经济于我们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但不少文艺创作者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还不够成熟理性。恐惧、回避、逢迎、追逐都不足取。其次，要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把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转换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品。再次，重拾柳青、路遥、贾大山乃至一切文学先贤的品格和精神，扎根时代、研读生活，在生活的沃土中厚植作品。
赵慧平：尽管有无数关于文学的理论言说，文学终究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这一根本属性。人是文学活动主体，文学是人特殊的审美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文学世界中呈现的是他自己——他的现实生活、他的情感世界、他的审美理想。一个作家拥有什么样的心灵、以什么样的观念与方法感受所处的时代、呈现时代中的人和人的精神，决定其是否能够创作出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时代不仅赋予作家参与推动民族复兴的幸运，也赋予作家创造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新时代召唤新创作，也为作家写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和审美理想提供良好契机。但是，必须看到今天仍然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原因是许多作家根本没有读懂新的时代，没有像柳青、路遥、贾大山那样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感受新时代新生活，没有敏锐把握新的时代精神。
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突破创作瓶颈，需要作家艺术家坚守文化立场、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不为资本和利益所控，不为一时的流行思潮左右，深入生活，用心体会人民大众生存现实。柳青、路遥、贾大山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真正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角度感受新生活，这使他们有真知真识真情，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全部生命和情感。新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家。
在新时代学习柳青、路遥、贾大山和文学先贤，并不是要简单复制其文学表现形式，最根本的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和创造精神，像他们那样以理想乐观精神拥抱新时代，以文学的方式与人民大众一道参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展现新的时代气象。
张江：柳青、路遥、贾大山再次引发热议，是值得深思的现象。它折射了当下语境中我们对这三位作家品格和精神的留恋、渴望，更蕴含着大众对当下作家的期待和诉求。从数量到质量的跃进、从高原到高峰的攀登没有捷径可走，如果有捷径，那就是真正扑下身子，融入到人民大众生活中去，对文学和读者报以真诚。做到这一点，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的出现就不再是梦想。
文章原载于《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