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俄罗斯学者弗拉基林·布罗夫从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4年第一次来中国学习，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除了中间因政治原因有间断外,他用半个多世纪时间见证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他把新中国70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对各个时期中国的建设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其中着墨较多的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民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关键词］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习近平
［作者简介］弗拉基林·布罗夫：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李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巨大。中国在比日、德、法、英、俄、印等国落后的情况下逐渐超越那些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如今可以在经济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直面美国的霸权，这都是中国所取得成就的证明。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在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个被动挨打的落后国家，我本人亲历了中国几乎全部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1954年9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访问，记忆里，北京的机场很小，街道狭窄，建筑陈旧，交通工具落后。大街上人们穿着蓝色或卡其色外套和长裤，颜色和样式都差不多，材质一看就很便宜。吃的是米饭加青菜，经常以水代茶，大学生还可能有挨饿的风险。其他城市基本上也是这样，只有上海市中心看着与众不同。现在，中国城市发展令人叹为观止——现代化宽阔街道的两边是成排的高层建筑，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有地铁，高铁连接起许多城市，机场高端大气，不仅大城市，一般城市的机场都有商店、商铺出售价格适中的地方风味特产，也有高档餐厅。中国人的服饰变化也很大，多半是西装。中国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可用一个事实来证明：数百万中国游客足迹遍及（包括俄罗斯很多城市在内的）全球各国，其中大部分人只是中产阶层及普通的退休人员。
谈到中国问题，就必须从1949年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讲起，还有中国特有的庞大人口规模。同时,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丰富的矿产、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尽管发展道路艰难曲折，中国依然取得了惊人成就。这里把中国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1956年；1957年—1966年；1966年—1976年；1976年至今。
第一阶段有七年时间，中国主要致力于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农业合作，并在大部分行业领域开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人民政权。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成就显著，建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兴产业——航空、冶金、造船、汽车等。苏联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中国建立了156家大型工业企业。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情况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经常被提到。经过几年恢复，1956年召开中共八大，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阶段长达十年，其过程矛盾重重。这个阶段首先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反右派”斗争为开端，此后不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与这些事件有关的错误都得到了纠正。“大跃进”期间，中国发起了一场脱离现实的群众运动，以大幅提高钢铁产量为目标，国民经济被赋予不切实际的任务。而在农村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还使农民家庭财产公有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包括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内的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赫鲁晓夫乌托邦路线的影响。赫鲁晓夫当时正为苏联“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打基础，他的一个著名论调可以作为证明：到1980年苏联人民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也持续了十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遭受了巨大破坏。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1949年以后党的各方面活动进行了全面客观分析评价，也包括客观评价毛泽东。《决议》强调要把“毛泽东的完整思想体系”与他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左派立场区分开来。中共领导人强调，必须看到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2013年，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再次强调了这一说法。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文献一再强调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伟大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他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先锋队，并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中国历史的第四个阶段从1976年秋开始，持续至今。毛泽东逝世后的前两年，出现了邓小平和党的其他老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这里应注意两个重要事件：第一个是打倒“四人帮”，并对“文革”中其他问题严重的人物也进行了审判，包括前国防部长林彪和党的著名理论家、原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以及在中央和地方的红卫兵运动领导者。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1977年—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从高校和各级科研机构到各政府部门，撰写了数百篇文章，围绕该主题展开了几千次讨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解放思想”，将全党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中解放出来，并深入千百万中国人的脑海。“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每句话、每个词句，其作品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被宣布为最高真理，如果违背就会受到严厉惩罚。由林彪指导编成的《毛主席语录》出版了数百万册，汇集了毛泽东有关内外政策各种问题的表述。不过，这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其目标不仅仅在于纠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的极左思想的错误，还有更广泛的内容。即，邓小平及其同事们也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该怎样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现成的论述，这有其客观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都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具体情况。列宁对孙中山“小资产阶级主张”的评价（此评价后来被运用到苏联历史科学中）以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指示都可以作为这类证明。此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并没有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尤其是对民族问题的表述，也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因此，这次大讨论重点是批判“四人帮”的错误观点。大讨论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认为，讨论的出发点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宗旨。并且，这次讨论不仅要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要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成为推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认真审视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条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就了之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这个主张不能不令人想到列宁：列宁的理论创造始终以政治实践为依据，将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并运用马克思的各种理论对俄国具体实践加以阐释。布尔什维克党的杰出领袖加米涅夫在为《列宁全集》第二版所作的序言中曾指出，“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没有得到实际运用，有可能变为一场空谈，从而‘巧妙地’废掉革命理论。”加米涅夫的这句话恰中肯綮地阐释了列宁学说的现实导向。
实事求是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并加以阐述的思想方法，从最初看似无足轻重的几个字变为一种重要的原则立场，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治主张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党和国家干部始终坚持并运用这一理论主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演讲和谈话中不止一次地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主张称为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他坚持认为，任何时候都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坚决同“主观主义”做斗争，同“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做斗争。他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在制定各种具体政治路线时，“实事求是”是在实践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准则，第二个准则就是理论创新。邓小平说：“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静止不动的法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某些个别词句“看成是死的教条”，当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掌握了那些理论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治百病”。如果这样做，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毛泽东曾说过：‘我写文章时，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重新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决议的通过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筹备全会期间，他发表了长篇报告，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报告中，他提请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注意，必须与“思想僵化”进行坚决斗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不能只从书本的公式中汲取经验，而应以“实事求是”为指导，提出创新方法，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此相关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了与农业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准许实行生产责任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后，家庭联产承包成责任制为农村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农民得到了土地使用权，最初是30年，之后延长到50年。土地所有权并没有转让，只是归农民使用，他们必须缴纳一定的实物税，后来改为货币税。人民公社逐渐取消，被乡镇管理机构所取代，出现了专业的家庭经济，其主要从事专门农业生产。慢慢地，在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其中有一些是与外国公司合办的。保证了农民的物质利益，使得他们的收入迅速增加，同时，也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许多农民开始进城赚钱。我认识的一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就曾说过，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农民，他们是城市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建起了工厂企业、住宅、道路、学校，并在服务部门工作，这话很有道理。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主要工作是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后，十分明显的是，仅仅恢复到从前的经济管理方式已经远远不够。自1978年以后，中国领导者、学者、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济专家，开始更多地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在苏联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抗的背景下，中国有很多机会利用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援助。那些国家把中国视为与主要共产主义大国苏联对抗的盟友，因此，他们开始大力投资发展中国工业。
说到这里，还应该谈谈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经济特区建设。当时,在经济特区的外国资本享有非常明显的优惠政策。起初，中国创建了4个这样的经济特区。之后，此类经济特区的数量迅速增加。这些经济特区在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工艺、管理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决策的前提是中国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逐渐意识到，恢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能完成国家全面现代化的任务，必须探索新途径和新经济发展模式。这种认识的形成有其基础，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非常复杂且不止一个十年的较长期过程。
邓小平在权衡内外各种因素后，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方案。中国领导人的结论是，不利用市场手段和资本主义国家所运用的经济手段，如股票、交易所、外汇市场等，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市场和此类工具只是技术手段，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计划经济一样。有关私有权的规定丰富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此后，在中国出现了一批私人企业家，包括大企业主、百万富翁。
中共党员社会阶层的扩大也使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一个新时期。传统上，中国共产党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因此，工人和农民以及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从前都有入党的优先权。到了新世纪初，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代表都被允许加入中国共产党，只要他们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不少俄罗斯专家将中共政策视为新经济政策的“中文版”。新经济政策是20世纪20年代由列宁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与该“中文版”不同的是，至少在列宁提出时，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让步。如果列宁不是在1924年1月病逝，很难说后来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表述会有什么改变。而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包括大企业家在内的企业所有者都参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还应强调的是，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多数左翼力量强烈反对全球化不同，中共领导层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全球化也的确为中国带来了好处，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由于加入了该组织，中国得以积极参与全球资本、商品、劳动力和技术市场活动；由于对外开放使中国有机会引进先进技术和外国投资；中国还获得了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中国工农业产品开始适应全球经济规则，其产品很有竞争力并最终占领世界市场。
2018年12月1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作了重要报告，对过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十分丰富。
习近平首先强调，实行改革开放，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已导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他借用邓小平的话简单概括该政策的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在列举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措施后，习近平着重指出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十项重大成就。
首先，习近平强调，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些原则的运用，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地在国家建设和文化领域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习近平把理论问题放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各种成就的第一位并非偶然。因为，他希望借此强调，中国的全部成就都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紧密相连，同时摒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第二个成就是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的。其结果是，在40年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人民币增加到82.7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9.5％，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期增长率不超过2.9％。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球1.8％的份额，如今已经超过15.2％。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达1.9万亿美元。中国已在世界农业生产中位居前列，建立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时不时都有关于科技创新和大型项目实施成果的报道”。的确如此，如果定期访问中国，您会发现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原来北京有一个首都机场，设有3个航站楼，也是世界最大机场之一。2019年9月，北京新建的大兴机场已投入使用，规模是首都机场的4倍！正如我前面已指出的，当今中国在经济实力和日用品消费生产领域全球第二，但在制造业、对外贸易和外汇储备方面却是世界第一。
第三个成就是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十多年前，我曾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特色的民主》的文章。该文章指出，西方民主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在谈及中国民主时，需要考虑其历史传统、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思想和民众心理等情况。中国人口众多，存在种族和宗教差异，几个世纪以来，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普通民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很低。尽管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情况已发生了很多改变，但上述各种因素仍有消极影响，若突兀地全盘采用西方民主制有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当然，我不否认，中国的政治体制需要进一步民主化，但不能不看到这一点，即在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并在循序渐进地展开。其主要表现就是，中国公民的社会权益正不断改善，这主要是指教育、住房、医疗、养老金、就业等权益。
中国中央有两个政权代表机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首先通过各地方间接选举产生，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等地方行政单位的人口确定。其次是选举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军队和科学机构的代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都有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选出的台湾代表。在地方，人大和政协成员大多数是中共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代表没有选举权。他们也有机会参加讨论国家大事并提出具体建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每年举行一次，通常在三月上旬，讨论国务院总理（政府首脑）和财政部长的报告。讨论以行政机构代表小组（人大）和专业政治代表小组（政协）为单位进行，通常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参加，讨论非常热烈。两个机构代表的活动，主要是参加代表委员会的工作和实地考察，以检查议案落实情况。在国家行政部门（直至县一级）中都存在这类机构。这类政权组织可以使国家领导机构与不同层级的居民代表之间展开沟通和互动。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依法治国和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
习近平讲到的第四项成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与俄罗斯城市街道到处都是规则和广告牌不一样，在中国，多数情况下，其城市街道上都是宣扬以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第五项成就涉及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保障和提高。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提高了150倍，眼下人均收入还在稳步增长。全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4亿，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4.4％。因此，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中国已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城镇居民人口占58.52％，上升了40.6个百分点。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粮票和布票、肉票等已放进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第六项成就与生态环境有关。多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专注于发展工业，许多城市出现了环境恶化情况。例如在北京，前几年人们经常看到严重的雾霾。应该坦率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都没有认真重视环境保护。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中国领导层才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出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专门术语。习近平表示，环保工作有一定进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不过，中国的环境问题依然严重。
习近平将第七项成就归功于中国军队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进行了认真的现代化、革命化和正规化结构变革。
第八项成就涉及“一国两制”。按照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构想，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在接下来的50年间保持原有经济制度乃至政治体制不变。中央政府对港澳地区外交政策和国防负责。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1999年回归。两个城市都取得了特别行政区地位，并提出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口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和澳门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直到现今，澳门始终保持稳定。不过，近期香港出现了政治生活激进化情况，这体现在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中。
个人认为，香港出现抗议活动的主因有三方面。最主要的是，1984年缔结香港回归中国协定后，英国当局又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果说在那之前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其居民被剥夺了所有权利，那么从那时起，香港居民被允许建立政党，参加议会选举，组织未经授权的游行和集会。与中国大陆上现存政治体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故意民主化”等于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当港府试图对现有立法进行调整时，它就爆炸了。另一方面，香港在政治、文化、种族、宗教关系方面非常复杂，实施各项举措应谨慎周全。但显然，中央政府驻港代表对此准备不足。也许这是香港抗议运动的第二个原因。
再者，还应该考虑到外部因素——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其驻港领事人员、银行和贸易代表以及同香港有关系的商人对香港施加重大影响。那些人参加了2015年和2019年的抗议活动。很明显，其目的是挑动中国政府调动驻港部队镇压抗议运动。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警察和司法部门对抗议采取了行动。对于中国领导层来说，保持香港的政治稳定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还有目标：“使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习近平将第九项成就与国家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他请听众注意以下事实：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以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开放战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979年以后，中国未在任何他国领土上采取敌对行动，取而代之的是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今天，没有中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已无法想象。借助自身财力物力，中国在世界各国落实了数百个建设项目，“非洲变黄”一词在全球新闻界已司空见惯，因为中国目前是非洲大陆的主要经济援助国。习近平于2013年9月提出的大型全球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已涵盖亚、非、欧60多个国家，其中便包含俄罗斯。
第十项成就关乎党的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内，许多党和政府工作人员、普通党员和普通公民得以平反。习近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两点：第一，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中体现的；第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惩治腐败。的确，市场关系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一些党的领导干部道德沦丧。在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人强调，腐败已对中国政权构成致命威胁。在此，必须向习近平表示敬意——在他的领导下，腐败现象受到沉重打击，反腐工作已经形成了压倒性态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了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首先，大量专家从事严肃认真的研究工作。在党和国家政权的所有机构中，都有政策研究中心。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也有这样的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级科学研究院也扮演着类似角色。这些研究中心的预测是科学的，因为它们是国有的，并负责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还应该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没有像当今俄罗斯那样，就国际话题不定期举办喧闹的政治脱口秀之类的时髦做法。中国的此类节目，通常只是由两三位国际问题专家就当下最紧迫的国际问题开展对话。其次，在中国有严格的干部培训和再教育机制。中国拥有广泛的党校和行政学院培训网络：第一步，也是主要的，党员要接受培训；第二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接受培训。当然，党校发挥主要作用，在所有省、市、县、大型公司和城市街区都设有党校。中央党校位于北京，一般由党中央重要成员直接领导。习近平曾领导其工作到2013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定期到党校对学员发表演讲。参加党校培训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大学校长，各行政部门党委书记。培训时间根据学员类别确定，有的是几周，有的是几个月，也有几年的。类似的培训机制也包含党的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定期组织集体学习，以听取和讨论中国著名专家对各种紧迫的经济、政治、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报告。可以形象地说，这种做法使中国的领导者“在不中断生产的情况下”及时了解紧迫问题，也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据我所知，在俄罗斯还没有类似机制。
中共领导层确定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要实现的任务，即到2049年10月1日，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这项任务一定会完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24).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文章原载于《文化软实力》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