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及应对”研究专题（第三组）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中国仍然处在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建设好中国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有硬环境，也有软环境。软环境的建设，最重要的是软实力的建设。在软实力的建设中，应当高度关注国际话语权环境的建设问题。使中国声音“走出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根本目的，是要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真实声音；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中国面对的世界话语权环境，尽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体状况并不令人乐观：西方强国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声音难以走出去的大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比较长的时期内，企望国际话语权环境的自然好转，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国际软实力环境需要下大气力建设，国际话语权只能在博弈中提升，中国声音必须依靠自己的实力“走出去”。这就需要清醒地分析现状，深刻地寻找问题，有效地制订对策。
一、对话语权的基本认识
“话语权”是近些年热度逐渐提高的一个概念，人们越来越重视话语权问题。然而，“话语权”又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对“话语权”的含义，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话语权”：“权利”还是“权力”
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权既是一种说话的“权利”（right），也是一种说话的“权力”（power）。“权利”（right）意义上的话语权，是一种普惠的说话的资格和能力，即人人有说话的权利，也有不说话的权利。但这种普惠的话语权，对他人的影响力和强制性常常也是软性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好恶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听从或者不听从。显然，这种话语权，其广泛性与强制力基本上是成反比的。但“权力”（power）意义上的话语权，很少是一种普惠的权力，更多的是一种强力，是一种专权，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对他人的影响力和强制性常常是硬性的，人们很难根据自己的利益好恶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听从或者不听从。显然，这种话语权，其专有性与强制力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在探讨话语权问题，但开始在“权力”（power）领域探讨话语权问题的，主要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在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话语即权力。福柯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 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福柯的话语权理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和主导权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是对在强权政治时代和霸权主义时代，话语权就是强权和霸权的国际关系的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也揭示了话语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讲，今天人们要争夺和提升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种权利（right），更是一种权力（power）。话语权不是天然的禀赋，而是争取甚至斗争的产物。
（二）话语权的本质及表现
“话语即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在国际关系中，话语权既是软实力的表现，也是硬实力的表现，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成为“话语”能够“整理世界秩序”的坚强后盾。因此，话语权既是话语的道义力量，即所谓的说话“有人听”和“愿意听”；也是话语的强制力量，即所谓的说话“让人听”和“必须听”。例如：
软实力强，则话语权强。一个世界大国，必定是文化大国，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实力，因此，文化软实力是话语权的直接表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科技教育、人文社科、新闻舆论等各个方面的软实力，都直接表现为话语权。尤其需要认识到的是，文化软实力常常表现为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订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高地、引导国际话语走向的实力；文化软实力，既要靠舆论的广覆盖、强输入，也要靠价值观念的入脑入心。
硬实力强，则话语权强。首先，综合国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有话语权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主导话语权的国家，主要是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然是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反过来理解，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弱国无话语权，弱国至少不能够主导国际话语权。其次，经济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综合国力中，对话语权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毫无疑问是经济实力，归根到底，只有经济基础雄厚，才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有强大的话语权。第三，政治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话语权对政治实力的要求，主要是对政治制度和政局稳定的要求，一个国家，只有具有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政局，才会对外发出统一的、强有力的声音；制度腐朽、政局动荡、社会分裂的国家，即便是一个大国，也很难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晚清政府的中国，就是明证。第四，军事实力强，一般来说话语权强。在话语权中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军事实力。在世界上还存在战争的条件下，军队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特殊体现，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便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话语权。美国的话语霸权，从来都是同它的核武库和航母编队紧密相连的。
（三）话语权的提升
话语权的本质和表现，决定了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长期提升积累的历史过程，因此，既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国际话语权的建设步伐，也要看到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把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工程来统筹实施。
提升话语权要靠提升国家的硬实力。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话语权，这是话语权建设最基本的规律。话语权以硬实力为后盾，因此，要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话语权建设不能靠空喊口号。
提升话语权要靠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话语权，但仅仅靠硬实力而缺乏软实力，也不会有长久的话语权。因此，要在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硬实力的同时，也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特别要致力于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提升话语权要靠把握话语权自身的特殊规律。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话语权，这是在根本意义上讲的，不能因此而崇奉话语权建设的“自然论”和“先后论”，既不能将硬实力与话语权简单对应，不能认为硬实力强大了，话语权就自然而然强大；也不能认为，先发展硬实力，后发展软实力和提升话语权。在许多情况下，硬实力强并不意味着话语权必然强，硬实力相对较弱，也不意味着话语权必然弱，话语权强弱之间存在的这种转换现象，正深刻地反映了辩证法的法则。在世界潮流和真理、道义的力量面前，强权并不总是等于公理，经济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并不总是等于话语权。因此，话语权在世界潮流和真理、道义的力量面前，必定有自身独立的提升空间，话语权的建设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同时，争取话语权，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起来，把道义的高尚性同手段的亲和力有机统一起来，把话语的勇气同话语的艺术有机统一起来。要最大限度地寻找与国际社会的共同点，利用好人类社会的共同话语财富，对世界的热点话语问题作出及时回应，抢占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制高点。
二、客观冷静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客观冷静地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所拥有的话语权的实际情况，是有针对性地加强话语权建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一）中国的话语权得到空前提升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也得到了空前提升。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声音已成为世界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大国之音。举例而言:
从经济实力看。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并非只有象征性意义，而是深刻地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分量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的经济话语权的分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在G20、在WTO、在IMF以及在各种多边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语权权重，都在迅速增长，为各国倚重。
从政治实力看。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政局稳固、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能够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向世界表达中国真实的、主流的声音。“中国模式”成为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较的世界热门政治话语。
从军事实力看。中国这些年增长的军事实力，是有限的国防实力，但也足以抵御任何外来入侵，同时，也初步具备了应付其它国际突发事件的能力。中国的军事实力，既体现为“两弹一星”，还体现为执行联合国维和使命、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等等。这样的实力，使中国在台海、钓鱼岛、南海、朝核等维护自身安全和权益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具有了硬邦邦的话语权。
从中国声音“走出去”的实力看。中国在联合国的话语权进一步凸显；中国主导和参与国际议题的设置及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凸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话语权进一步凸显；中国媒体“走出去”的话语权进一步凸显；孔子学院“走出去”的话语权进一步凸显，等等。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中国声音“走出去”已经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要成就。
（二）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就像中国的硬实力的增长主要是从总体上的比较、总量上的比较和历史上的比较着眼的一样，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力量的增长，也主要是从这些角度立论的。这样看发展成就，可以增强信心、鼓舞干劲、坚定信念。但是，在看到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国际话语权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根基依然坚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分量依然有限，中国在国际主流舆论中的形象依然负面。在一定程度上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舆论帷幕，堪比当年冷战时期的铁幕。举例而言：
中国GDP第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有限。事实上，美国的话语权比中国大，欧盟的话语权比中国大，七国集团的话语权比中国的大，等等。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主要的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主要的知识产权话语权、主要的证券市场话语权、主要的期货市场话语权、主要的金融机构话语权、主要的货币话语权、主要的信誉评级机构话语权，基本是西方国家在主导。在当今世界上，国际经济话语权，仍然主要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控。
“中国模式”的成功，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意愿，中国的政治话语权有限。在当今世界上，所有的西方大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中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仍然处于被围堵、被孤立的局面。在当今世界上，国际政治话语权，仍然主要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控。
中国声音“走出去”的情况不容乐观，中国的文化话语权有限。仅以传媒为例。一方面是中国声音在努力“走出去”，一方面是国际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中国肆意进行围堵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正面声音在海外传播仍然有限。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对比的差距。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几乎垄断了全球消息的来源及解读，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连我们自己的主流媒体，也大量采用CNN等播放的国际新闻的消息和画面。一句据说是撒切尔夫人的话被人们经常引用：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电视节目。在当今世界上，国际文化话语权，仍然主要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控。
中国的军事话语权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军费只是美国军费的1/10；中国陆军还只是一支摩托化和半机械化的军队，信息化才刚刚起步，而美国已经在全球打了几场信息化战争；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美国等军事强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在当今世界上，国际军事话语权，仍然主要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控。
（三）中国面临的主要话语权挑战
在努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使中国声音“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认真收集、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在话语权问题上，特别是在封堵中国声音、妖魔化中国形象的问题上的主要挑战观点。
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本质上看，这些话语权的挑战，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与较量的反映，但从现象上看，这些挑战又多是以思想观念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举例而言：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挑战。在“中国模式”问题上，西方国家主要的疑惧是两个:一是对社会制度的疑惧，一是对国家利益的疑惧。对社会制度的疑惧，是担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国家利益的疑惧，是担忧中国的发展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当然，还有看到在西方国家，一些左翼政党和人士则往往从另一个视角怀疑“中国模式”，批评中国搞“野蛮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模式”面临着左、右两派政治势力的“夹击”。
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挑战。“普世价值”问题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模式”问题的延续，主题仍然是社会制度，但是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主要的挑战，是说中国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把中国妖魔化为专制、暴政、侵犯人权的国家。
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问题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疑惧中国的崛起将重复西方列强崛起的老路，也就是以军事帝国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的方式，破坏现存世界秩序，划分势力范围，重新分配资源和市场，等等。“中国崩溃论”，本质上是唱衰中国的一种奇谈怪论，是“中国威胁论”另一极的表现，认为“中国模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的崩溃将给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责任论”，本质上是指责中国只享受发展的成果，不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力量的国际义务。“G2”、“中美国”等“恭维”，既是将中国的力量捧上了天，也是将中国的责任赶上了架。
关于中国掠夺资源、破坏环境、危害别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挑战。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煽动抵制中国的发展模式，放言说，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将是世界资源、环境的灾难。美国政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这种公开责难，充分反映了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偏见和妖魔化的严重程度。
关于中国扩充军备威胁世界和平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最煽情、最蛊惑人心的论调，就是鼓吹中国扩充军备威胁他国、威胁世界和平。美国打造了十一个超级航母舰队，世界见怪不怪，而中国改造一艘中型航母，却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的军费开支以及在军事上的每一个稍微不凡的举动，都必然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
三、进一步加大提升话语权的建设力度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加强国际话语权的建设。
（一）现在是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机遇期
中国现有的硬实力，为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支撑。例如，在IMF中，中国的投票权与中国GDP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名列前茅的身份仍然不相匹配，在份额和投票权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因此，中国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的时机，争取更大的份额和投票权，也就是争取更大的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同时，要特别重视军事实力的提升，中国要将一个大国的话语权提升为一个强国的话语权，必须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坚强后盾，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个观念。
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将赢得更好的提升环境。一定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形象、中国人民的形象、中国发展的形象。要高度重视对中国整体的“感性”形象的提升，使中国声音生动、鲜活、阳光地“走出去”，进一步增强“中国模式”道义性的影响面和吸引力。
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为我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大空间。十年的反恐战争，罕见的金融危机，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一定程度的衰退，它们在国际话语权方面遏制中国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各种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长方兴未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成长空间十分可观。
（二）要像重视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样，将中国声音“走出去”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要将中国声音“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工程，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不间断地组织实施。要为这个长期的战略工程设置项目、投入经费、培养人才、打造平台、营造环境、主动出击。
要设置项目。项目是抓手。要靠实施具体项目来带动工程，使工程从隐形转为显形，从软任务转为硬任务。
要投入经费。经费是保障。要像重视对航母的投入、对大飞机的投入、对高铁的投入那样，重视对中国声音“走出去”战略工程的投入。应设立有关“走出去”的滚动型的专项资金，还应用国家名义或民间团体名义设立多种基金，以多渠道重点扶持“走出去”的工程。
要培养人才。人才是关键。例如，人们很难想象，在长期从事外宣工作的一些老专家眼中，中国现在高水平的外语翻译人才，甚至不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可以说，中国声音“走出去”的第一道障碍，是能够“走出去”的人才缺乏的障碍。一定要把培养“走出去”人才，纳入党和政府的人才培养与使用规划，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走出去”人才。
要打造平台。平台是基础。第一，要进一步发挥已有传统媒体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创办多语种的传统媒体。第二，要利用科技手段，开拓新兴媒体，特别要把互联网平台作为最重要的战略平台、下最大的气力来打造，在这个平台上整合中国的主流媒体和主流声音并使之能够便捷地“走出去”。第三，要充分利用图书、电影、电视节目、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讲台、会议、论坛交流等手段与阵地，形成全方位中国声音“走出去”的通道。第四，要特别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通过人员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密切交往，增进与各国人民的感情交流，向各国人民展示民主、开放、进步的真实的中国。第五，要广泛开展人文交往交流，通过深层次的文化对话与碰撞，尤其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对话与碰撞，向世界传递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和谐文化的价值观传统，揭示中国今天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价值观真谛。这些平台的建设工程，都需要统一领导管理，统盘谋划布局，统筹资源市场，形成合力，一致对外。
要营造环境。环境是氛围。使中国声音“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决不只是外事部门、外宣部门和媒体的事，而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是全国一盘棋的系统工程。要在全国营造良好的舆论和观念环境，教育全体人民深刻认识到外部环境和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意义。
要主动出击。出击是手段。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寻找共同话语，从西方国家手中争取话语权；另一方面，要以我为主，打主动仗，努力掌握国际话语的主动权。第一，创新理念，设置议题，主导舆论。应该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议题权就是话语权。中国曾在远比现在弱势的时候，成功地设置了国际关系议题，从而创新了国际关系理念，主导了国际关系舆论。例如：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曾评价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世纪6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世界上也得到广泛承认和使用。正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把同样是“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国“抬进”了联合国。今天，和平与发展、多级世界、和谐世界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博鳌论坛、金砖国家峰会等议题的设置，也为中国赢得了特有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应特别重视像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样一些重大议题的主导权问题，防止美国等西方大国抢夺这些议题的话语权制高点。第二，积极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订。应该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规则权就是话语权。在国际关系中，并非总能获得设置议题的机遇，更多的议题是其它国家提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主持或参与国际话语权规则的制订，本身就是争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步骤，至少可以摆脱被别国“定义”或“定位”的被动状况。例如，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哥本哈根会议的议题并不是中国设置的，如果中国置身其外、任人摆布，就必然落入西方发达国家精心设置的气候陷阱，《京都议定书》所认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就可能被彻底抛弃。正是中国积极主导并参与了具体规则的艰苦谈判，才使哥本哈根会议出现了转机，中国才赢得了继续谈判的话语权。冷战后出现的一些热点议题，如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全球治理、反恐、防核扩散、互联网安全与信息自由、金融制度改革，等等，中国都应当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或修订，避免因被边缘化而丧失话语权。
（三）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国际话语权的挑战
面对西方国家在话语权问题上的主要挑战论点，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进行回应和批驳，另一方面也不搞简单拒斥和对抗。要善用现有的话语权体系和话语权规则，在关键问题上有理有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传播中国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形象。
“中国模式”对世界是一种贡献和机遇。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探索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的贡献和提供的机遇。“中国模式”无意挑战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现今的世界秩序，中国选择现在的发展模式，既是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也是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中国的这条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拥护；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的这条道路，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符合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中国阻止野蛮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创造者和维护力量。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观念是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中国十分珍视这些共同价值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民主科学运动的产物，当今中国，是中国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发展得最好的时代。中国倡导文明的多样化和相互尊重，反对别人将自己的价值观普遍化并强加于人。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多种国内发展问题的挑战；但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在自觉地、尽己所能地承担国际义务。中国在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在2008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在对外经济援助、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作用，等等，都足以说明，以威胁论、崩溃论、责任论来批评指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都不符合事实。
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的自然禀赋、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并不以追求美国式的奢侈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为发展目标，中国建设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只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目标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就是立足于使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自然禀赋基本可以承载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中国的发展是受科学发展观指引和约束的发展，不会威胁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与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四）要重视重大国际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
在关系中国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要拿出自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有力量的话语体系，力求冲破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体系。
加强智库建设。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话语权的国家，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视智库的国家，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有5000多家智库，美国占了1700多家，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都是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美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美国的国际话语权。要认真研究和借鉴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智库。
加强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轻视国际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会使我们在关键问题上吃大亏。因此，要认真梳理和研究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重大议题，作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拿出自己站得住的话语理论体系。
袁贵仁 教育部部长
郭开朗 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欧可平 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申立国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培生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石大华 国资委监事会主席
褚 平 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
刘绍勇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夏伟东 《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