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文化安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因为各国历史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性。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发源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然而时至近代，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小农经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致使中国几乎隔绝于外部世界，一味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之中。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千年迷梦，中国屈辱地被拖入世界体系。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716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正是这场民族浩劫，使国人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可以为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文化认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条件
文化认知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内容有深入了解，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有所把握，以及当民族文化遇到外来文化时的自我定位、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它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文化自觉能使我们对民族有正确的认识和自我定位，在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良好互动。要言之，文化自觉既不是“全面复归”的盲目自信，也不是“全盘西化”的自我否定，而是在文化反思中做好自我定位，在文化批判中推进文化创新。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的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3]简言之，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充满信心，是对文化历史的自我肯定，对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使民族文化既保持自身特色，又能理智地接纳外来文明。
文化认知构成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心理前提。历史表明，导致近代中国衰落的不仅是器物和制度的落后，还有文化认知上的偏差。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屈辱的形式将中国重新带回世界体系。从文化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也是一场文化战争，它凸显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与隔膜，扩宽了囿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4]这种文化对抗是历史与文化心态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封闭、官僚制度下孕育出的文化产物。虽然古代中国曾有过辉煌的文化创造，但当现代工业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之时，中国却将自己包裹在旧有的农业文明模式之中，盲目自信。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错误的文化认知使得中国文化在近代错失发展机遇，面临严重危机和挑战，“保种保国”成为国家意识与民族生存的直接表达与诉求。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拯救中国文化的序幕，这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力图通过文化自新启国人之智，进而拯救国人的灵魂。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它作为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运动，唤起了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对于重构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20世纪初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人进行文化反思，重新进行自我认知的文化自新运动，它立足于批判传统，却又未完全否定传统，而是致力于传统精髓与西方优秀文化的结合，在文化“自知之明”的基础上重塑文化自信。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化走上全面更新的征程。作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性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文化反思，在客观地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每一次理论和实践的进步都是文化认知深入的明证。实践表明，文化认知不仅是文化生存发展的观念前提，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心理基础，因为只有充分、正确地认识自我，才能找到提升自我的途径，进而增强抵御风险的“免疫力”。
二、综合国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力基础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实力的综合性指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硬实力是指由经济、科技、军事等因素构成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是指由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硬实力为软实力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其力量在于“强制”；软实力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其力量在于“吸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仅要求文化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进而是向心力和吸引力，更需要综合国力的全面支撑。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依托于强大的综合国力的中华文化极具吸引力，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效仿和学习。然而时至近代，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欧洲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飞速发展，当工业文明席卷欧洲之时，中国却仍在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中缓慢发展。虽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中国逐渐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距离。特别是近代以来几次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不仅使中国蒙受丧权辱国的民族屈辱，而且使国家综合国力遭遇重创，逐渐沦为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而此时的中华文化也面临着内部的文化认同危机和外部的文化冲突的双重挑战。国力的衰弱使中华文化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甚至沦落为连国人都意图抛弃的负担，文化安全问题丛生。
可见，物质的繁荣发展不一定带来文化的繁荣，但是综合国力衰弱的国家，其文化注定是不安全的，注定是要被新文化所取代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在带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在致力于改造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就是因为综合国力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是综合国力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5]66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引领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虽然我们依旧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与侵蚀，但文化安全状况相比过去已有巨大转变，中华文化正以独特的魅力重返国际文化舞台。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
三、文化创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
文化创新是文化生命力的源泉，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文化创新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化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要求，构建文化的新理论、新内容、新形式、新技术等，赋予文化时代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的超越，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塑，融传统精华与时代特征于一体，进而形成新文化。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并不意味着严防死守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汲取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不断创新文化发展模式。
回顾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在闭关锁国政策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已经奄奄一息，与世隔绝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人们的思想桎梏于封建伦理纲常之中，致使文化发展缺乏创造活力，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缺乏对新事物的探求。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6]265因此，“由于几千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地实现主动的现代转型和更新，经济上的强势没能获得文化上的有力支撑和转化为文化上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就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7]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发展并蔓延至东方时，东西文化的冲突便成为历史必然，缺乏创造活力的中华文化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前败下阵来。
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号角，在这场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无情地批判了封建腐朽文化，他们倡导文化创新，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李大钊强调：“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8]156“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祺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8]169可见，创新之于民族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文化创新更体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任何落后、僵化、封闭的文化都会被历史淘汰，只有不断为文化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也只有不断创新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己任，不断探索文化发展的新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3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文化创新对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9]“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10]显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文化创新都是国家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旧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思考，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体现了对文化发展历史的反思，对文化这一民族血脉如何得以传承的热切关注。
四、国际视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条件
国际视野即世界眼光，它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国际视野要求我们站在全球的广阔的角度上考察国家文化安全，观察文化发展。因为引发文化安全问题的因素不仅来自国家内部，也源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内部与外部、国内与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分析文化安全内源性因素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只有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反思自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从历史上看，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方面铸就了中国辉煌的文明发展史，一方面也造成国人的文化自大心态。中国人曾采取鄙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对待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自17世纪晚期开始便关起大门，隔绝于世，陶醉在自我制造的樊篱之中。即便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也仍旧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缺乏国际视野是近代中国衰落的诱因之一，文化上的关门主义更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体现。因此，当封闭的文化因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面对世界之时，它的失败便成为必然，诚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692陈独秀也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6]133封闭的文化发展模式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失去了了解他人文化的路径，失去了自我完善的空间。当西方文化伴随着商品和资本登陆中国时，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文化无法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安全问题伴随着民族危机凸显出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殖民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为挽救民族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理性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他们既反对殖民主义文化，但也不主张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而是倡导中国应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反对盲目排外。李大钊明确提出了中西文化应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5]706“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2]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借鉴中取得了创新发展，国家文化安全指数显著提升。虽然西方敌对势力依旧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国家文化发展存在一定风险，但我们不应因为风险的存在而放弃发展的机遇，不应因为异质文化的存在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历史表明，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为地破坏规律，就会阻碍文化进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拥有国际视野，必须将民族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体系当中考察，才能使民族文化既具有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民族特色。国际视野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一个视角，即文化安全不是文化发展上的严防死守，盲目排外，而是应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一切有益因素，并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不断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与壮大。
五、结语
中国近代史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民族危亡不仅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生存状态的描述，从文化的角度看，也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的刻画。长期生存于农业文明模式中的中国文化在工业文明的挑战下变得岌岌可危，挽救民族文化亦是挽救民族危亡。为此，先进的中国人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路。反思近代以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可以为新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离不开文化的自我认知，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支撑，离不开文化创新的内在驱动，离不开广阔的国际视野，这是一个自我与他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文化也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各展风采。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的国际文化发展仍是以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为主导，并且这种优势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既保持自身特性，又能全面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史虽是一部民族屈辱史，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独特视角，值得深入挖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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