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中，长城拥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影响力，特别是八达岭长城已经成为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平台。长城作为国际社会公认并推崇的中国第一名片，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但是，对长城历史文化底蕴特别是和平文化内涵的研究，目前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长城和平文化的软实力价值亟待挖掘与宣示。熊猫与长城同为中国的象征，熊猫外交长期以来为国家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居功至伟。长城外交的软实力价值并不低于熊猫外交，而且在对国家和平发展道路的阐释方面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长城外交应当高度重视，尽早发挥其软实力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国家外交新理念的国际认同发挥重要作用。
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工程，前后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多年。长城修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御侵略、保卫和平，包括卫所守御、互市贸易、积极防御措施、自卫反击，等等，都是为了保护和平、化解矛盾、促进和平。因此，长城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和平符号与和平图腾，长城也可以形容为人类文明历史的“和平之盾”。
长城和平文化具有重要的软实力价值，长城和平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平等交流、和平共处、融合发展的东方和平模式，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和平文化思想，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提升中国的和平大国形象，提高国际话语权。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实践提供具有强大影响力和渗透力的理论支撑，更好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外交新理念、新战略，向世界输送代表东方文明的“和平之风”，化解长期存在的地区族群冲突，实现和平共处共存，为构建世界和平新秩序、构建世界多元文明秩序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为构建世界“大和平”和人类“长久和平”贡献中国方案。
一 提升和平大国形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独特的“熊猫外交”成就斐然，受到国外学者和外媒的广泛称赞，认为熊猫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软实力。将国宝级的熊猫作为“友好象征”租借到其他国家，蕴含了中国建立长期友好外交关系的真诚意愿。2017年7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动物园的大熊猫馆开馆仪式上表示，希望“梦梦”、“娇庆”两只大熊猫成为承载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新使者。*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柏林动物园大熊猫馆开馆仪式[N].人民日报，2017-07-06(02).外媒称赞熊猫外交的重要作用，认为大熊猫的可爱形象萌化了以严谨冷峻著称的德国大众。
相比熊猫外交，长城外交的形式和内容都有巨大的创新空间。目前，长城发挥的外交作用仅仅局限于在八达岭、慕田峪等代表性长城景区接待外宾和外国领导人，发挥着被动式、低层次、一次性的外交作用，而长城所蕴含的博大深厚的和平文化远远没有得到展示。在这方面，需要更全面、更深入的跨学科研究，例如，长城研究与国际和平学的深度结合，等等，充分挖掘其和平文化内涵，使之发挥更重要的外交价值，为国家外交战略特别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外交战略提供最佳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策略。
长城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起源于战争，目的是防御侵略、保护和平。长城修筑的目的和墨子“兼爱”、“非攻”等和平思想高度契合。墨子是中国古代和平主义思想家和实践家，是世界和平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墨子和平思想的重要贡献在于长城的修筑，例如，长城选址、筑城符合墨子“难攻而易守”、“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原则，长期防御的目标符合墨子“城厚以高，壕深以广”原则。
长城作为永备防御工程，反映了中华民族祈盼永久和平的强烈愿望。长城诞生之后，直到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长达两千多年的长城发展史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和平治国理念。很多朝代的君臣对于是否修筑长城进行了激烈争论，而最终决策仍是修筑长城，究其原因，则是防御为主、保境安民的和平治国理念。
早在《尚书·尧典》中即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和平理想贯穿于国家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使中华文明持续积淀和平文化资源，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和平文化基因。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强大威胁，历朝历代采取的策略基本是“弭兵”、“怀柔”、“和亲”、“互市”、“朝贡”等和平形式，即使反击也属于积极防御、消除威胁的被动之举。在王朝君臣的治国理念中，孔子“慎战”、孟子“非战”、墨子“非攻”、老子“无兵”、孙子“不战”等思想共同影响着国家决策，都具有明显的反战特征。这些成熟的东方和平思想体现在长城的战略决策中，在长城发展史上积淀为独具特色的长城和平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和平基因的核心内容。
两千多年的中国长城发展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平的优秀民族。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和平文化评价很高：“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战争，但中国人天生是爱好和平的。”*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54.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肯定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和平特性：“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0.
目前，我国新时代外交战略的核心确定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倡导并重点阐述了丰富的外交战略内容，特别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辩证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与古代长城军事防御、和平互市贸易、农耕游牧民族共存共进的长城经济区呈现古今呼应、互通一致的鲜明特点，证明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史以来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30(01).同时，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也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EB/OL].(2016-01-21)[2018-06-10].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1/22/c_1117855467.htm.追求和平、保卫权益也是长城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长城历史上，中原人民始终坚守一个和平社会的理想，长城沿线屯卫的军民始终坚守着多层级的长城防御体系，保卫中原政权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定生活。
因此，长城和平文化的当代外交意义，就在于向世界宣示长城历史所蕴含的和平理念、和平实践及和平范例，以真实的历史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和平文化传统，深入全面地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消解“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提升和平大国形象。在这方面，可以积极探索和实施多渠道、多层次的长城和平文化国际宣传策略与措施，让世界各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理解、支持、赞同中国的和平文化理念。通过长城外交的全面创新和锐意推进，更好地提高国家整体外交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提升中国和平大国形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水平，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营造一个最佳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
二 提高国际话语权
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外交核心理念如何获得国际社会的最大认可，这是新时代国家外交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话语构建主要通过领导人互访、发布白皮书、国际会议交流和英文媒体等平台推进，中国主要对外传播媒体新华社、CCTV国际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等都属于官方媒介，呈现出官方色彩浓厚、公共媒体力量不足的显著特征，而外国民众对来自政府的信息一般持怀疑态度，接受度不高，因此构建和平发展话语权需要更多民意机构和公众媒介的参与，但中国民意机构和公众媒介的力量还很弱小。这样的现状亟待改善。同时，国内学者对和平发展的内涵、必然性和途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理论论证层面的力度不足，说服力不够，特别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是和平发展话语的一个突出弱项。
中国和平发展话语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认可与赞同，赢取更多更大的话语权，这需要新时代中国理论的积极创新。提高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话语权，可以聚焦长城和平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战略性研究，以长城和平文化理论来创新和提升和平发展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并以多种形式的长城外交活动积极推进，为国家和平发展话语权的提高贡献独特的长城智慧。
长城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和平之盾”，其和平文化内涵拥有国际化的理论优势。“防人掠，守己国，求安宁”，是中华民族历代王朝长期坚守修筑长城策略的根本原因。自战国特别是秦汉开始直到明朝，长城的核心作用是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保卫农耕政权的和平与安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城发挥了巨大的威慑作用，遏制和化解了无数次冲突和战争。纵观长城发展史，长城作为巨型军事防御工程，修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和平，发挥的作用是“和平之盾”，而非“侵略之矛”。
中外学者高度评价了长城的和平意蕴。马克思·韦伯称赞长城的和平寓意，认为长城是和平的象征，中国人没有征服世界的贪欲，满足于守住自己的家园。日中友好协会原名誉会长平山郁夫认为：“中华民族不是进攻性民族，一直保留着防守的特征。”季羡林则认为，长城证明中华民族有一种爱好和平的本性。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认为，长城是国家安定与和平的保障。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认为，长城是中原政权权衡利弊后的明智决策，也是“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传统治国理念的物质体现。*彭运辉.长城和平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认知[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8(01):134-140.
针对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之后必然与美国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忧虑，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真诚呼吁，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解析[J].人民论坛,2014(06):33.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如何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赞同，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学者多数以西方争霸史、殖民史和古代封建皇权来审视中国和平发展理念，极易得出有偏见的结论。因此，构建具有中国和平特色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借鉴长城和平文化的发展历史及深厚意蕴，以中国长城发展历史作为新的国际话语语境，引导西方社会舆论和学者转换视域，从东方文明视野深入分析、逐步理解中国的和平声音和中国的和平故事。
过去西方大国的崛起都依赖对海外财富的掠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生存方式。如果老牌大国丧失了海外利益，不仅导致世界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衰落，国家整体利益也无法保障，因此必然导致争霸战争。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基本属于经济内敛式的国家，没有发生对外的殖民性侵略战争。今天中国的强盛之路并不依赖对海外财富的攫取，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决定其选择和平发展之路，而非通过战争获取新的霸权地位。
同时，古代中国长城区域长期存在的表面不平等的朝贡体系，容易引发今天东亚国家对中国建立某种新朝贡体系的担心。事实上，古代朝贡体系的中原政权只是拥有政治声誉，而周边民族政权则获取贸易实利，而且朝贡关系并非征服关系，更非西方的殖民地模式，厚往薄来的朝贡特点反而让中原政权承受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与以政治欺压与经济盘剥为特点的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根本区别。今天，朝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家权益，更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中国可能推行新朝贡体制的观点属于典型的时空错位观念。中华文化具有内敛与包容特质，古代长城区域的汉蒙农牧政权可以长期和平共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和不同文明的国家共存。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特别是长城文化充分证明，中国的强盛及和平发展完全可以区别于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中国不会是国际零和博弈的参与者，而是超越丛林法则和霸权轮替的新国际秩序的友好创立者。
在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方面，长城和平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播亲和形象、修复受损形象、塑造全新形象，塑造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东方和平大国形象，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提高国际话语权，这是提高软实力的关键和前提。在具体策略方面，一是将长城外交确定为国家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策略，由国家有关部门联合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二是全面提高长城和平文化研究水平，特别是融合国际和平学理论，使长城和平文化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构建长城和平文化的国际传播平台，扩大国际影响力。四是利用多种公共外交方式，宣传长城和平文化。其中，特别需要重视公共外交。例如，孔子学院可以增加长城和平文化课程，在有影响力的欧美、亚非拉等国家举办“长城和平文化年”、长城国际学术交流等活动，或者在海外建设长城和平公园，依托著名大学成立长城和平文化研究中心等，充分借力长城的国际品牌影响力，强化长城和平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通过有效传播、深度阐释中华民族历史拥有和展示的和平基因与和平实践，努力提高国际舆论的掌控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三 有效化解族群冲突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56个民族的大家庭，多民族和睦共处、携手发展、荣辱与共，具有鲜明的东方文明特点，和西方多数单一民族国家模式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与长城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例如，山西的大同，是古代长城区域各民族冲突、交流、融合的中心地带，是著名的中华民族“融合之都”。长城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融合史，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正是对中国长城发展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历程的精确论述与升华。长城可谓一条中华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文化纽带，长城区域的民族融合及和平共处的历史，是当代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历史渊源。长城区域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以及长城和平文化所蕴含的民族和睦共处原则将为当代世界热点地区的族群冲突走向和解贡献独特而有效的中国智慧。
当代国际关系最突出的难题，就是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诸多地区冲突。对于世界地区冲突的有效解决办法，世界军事科学理论的主流观点是主张以战止战，以武力保卫、实现和平。事实证明，这种单一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冲突和战争。在西方世界，起源于基督教文明的和平主义理论面对以宗教文化为大背景的局部冲突和战争时，其理论探索和解决方案无法发挥效用，已经步入死局。而经过长达两千多年实践验证的长城和平文化，其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和平思想则可以视为西方和平主义的有效补充。
古代长城区域化解农耕与游牧民族矛盾冲突的有效和平策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长城区域的民族融合体现了和解与宽容精神。长城区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的历代王朝，都秉持和解与宽容精神，实施很多有效策略来协调各民族的关系。在政治方面，主要是通过和亲方式，和亲不仅仅在汉朝和匈奴之间实施，很多长城区域的少数民族之间也长期采取和亲策略，促进了相互融合。广阔的长城区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更是中华民族实体诞生的一个中心区域。公元前51年南匈奴南下归附了汉王朝，这是汉族与匈奴族正式融合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开端。长城区域如同一个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历代游牧民族和长城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和汉文化及周边各族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发展。无论是农耕政权还是游牧政权统治长城区域，都认同传统的儒家和平治国理念，这是长城区域民族大融合并塑造中华民族雏形的深层原因。*彭运辉.长城和平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认知[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8(01):134-140.
第二，长城区域互补性的经贸交流化解了双方矛盾，维护了长期和平。长城内外的农耕和游牧民族在初期的矛盾冲突之后两败俱伤，双方互补性的经济特点最终使互市贸易得以实现，缓解了矛盾，避免了冲突和战争。昔日的长城军事防线转型成为相互交流的“和平线”，沿线众多的互市贸易加强了民族团结，消除了冲突和战争隐患。在长城的总体发展历史中，和平时间远远超过了冲突和战争时间，绝大部分时期都是和平共处状态，这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融合进程。考古资料充分证明，即使在短暂的战争和分裂对峙时期，长城地区的互市贸易往来也从未间断。*彭运辉.长城和平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认知[J].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8(01):134-140.以共赢的经济交流代替两败俱伤的冲突和战争，这是古代长城区域的历史事实，也是农牧民族共同的和平共处理念。长城发展史的上述经验与事实，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和美好理想。在这方面，长城发展史的和平事例可以为当代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和族群矛盾的和解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4(02).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在顺利推进和实施，其宗旨是联合沿线国家携手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同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从历史上来看，丝绸之路和长城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汉长城的守护，丝绸之路无法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道必然中断。有了长城的保护，才有效抵御和遏制了游牧民族的侵扰，引导游牧民族共同遵循和平、合作、交流、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共同创造了东方的文明与东方的和平。因此，积极开展长城外交、传播长城和平文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各国展开合作、追求共赢，互相尊重利益诉求，努力化解矛盾冲突，在追求本民族利益时兼顾其他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在寻求本民族发展进步的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这是新时代负责任大国的外交方略，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各国共同繁荣的中国长城智慧。
四 助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次生动呈现，是中国特色的“世界梦”，超越了世界历史大国争霸的“零和博弈”旧制；是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创新的国际关系战略思想，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以宏大的国际战略视野全面创新了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即“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刻回答了“中国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之问。这一全面创新的外交战略思想立意深刻，视野高远，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议题都充分阐述了中国看法，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全球治理、发展等，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中国智慧，具有显著的时代先进性。这一外交思想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议事能力和国际规则参与能力，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表达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对西方国家宣扬的“国强必霸”逻辑，积极倡导并锐意推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价值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在2015年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特别倡议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全面系统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他特别强调五个方面的重要思想，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习近平主席最后指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9(02)．。这五个方面从不同的战略视角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容，表达了推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理念，成为中国特色外交思想的最新创新成就。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五个方面中，其中的四个方面可以和长城和平文化理念高度相融相通。第一，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强调，国际关系交往中应当互相尊重各自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遵循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以对话解决争端，用协商化解分歧。在长达2000多年的长城发展历史中，农耕和游牧政权之间经历过许多短期的冲突和战争，也共享了长期的和平与繁荣。长城区域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长城内外各个时代的诸多兄弟民族，经过两千多年的交流、冲突、和平共处的漫长历史进程，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长城区域的和平来自于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平等交往和公平交流，如果背离了平等这个双方关系的核心，就必然导致矛盾、冲突乃至战争。如果双方始终坚持平等和公平原则，必然迎来长期的和平与发展，乃至双方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长城的发展历史与民族关系的历史经验，完全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具有历史意义和智库价值的实践范例，这是我国独有的东方智慧。
第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习近平主席倡议，在国际关系交往中，“要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新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3(02).。在中国长城发展史上，长城内外的兄弟民族所建立的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与战争的发生的原因既有游牧政权的无端侵扰，也有农耕政权的猜忌和封锁。长城内外的政权在协商和对话的前提下，通过沿线多处设置的马市进行贸易交流，就可以互通有无，更好地满足双方对于马匹、茶叶等重要经济生活物资的需求，共同发展，共享和平。长城沿线兄弟民族之间的冲突与和平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流、融合与发展历史，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可以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厚深邃的智慧方案。由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构建的民族共同体，可以为今天世界各民族共同构建一个全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范例。
第三，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推动亚投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EB/OL].(2016-01-16)[2018-06-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6/c_1117796389.htm.在历史上的长城区域，农耕政权辖区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游牧政权辖区，只有在实行包容互惠的马市贸易或者特殊的封贡贸易，最大限度满足游牧政权对于农耕地区茶盐等重要生活物资需求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够实现和长期维持和平共存的良好局面。否则，在农耕政权的封锁之下，游牧区域必然陷入生活困顿之中难以为继，最终铤而走险导致双方的冲突与战争。在当代世界，只有各国之间互相开放、包容互惠，才能逐步消除贫困，化解纠纷与矛盾，共同走上富裕繁荣之路。
第四，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习近平主席强调，文明是包容的，文明之间应通过对话、交流、共存，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多样性、包容性、创造性发展。长城区域的发展历史证明，长城内外的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中，促进了各自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通过渐进的民族融合诞生了中华民族。今天，世界步入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之间只有通过更多的对话和交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学互鉴，才能更好地避免战争与冲突，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的和平发展。
总之，长城和平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超越文明隔阂和文明冲突打开了新思路，是对全人类作出的历史性的重大理论贡献，而长城和平文化的丰富而深厚的理论内涵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雄辩而丰富的历史依据。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03-29(02)．长城和平文化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凝聚了长城内外多民族共存共赢同发展的经验和历史智慧。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在长城内外融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拥有高度契合的历史形态，长城和平文化可以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度理论阐释和实践推进，使之成为更具说服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当代国际关系创新理论，使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步入新境界和新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水平，推进和平发展战略和“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作者简介]彭运辉：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长城和平文化与软实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重点科研项目“长城和平文化软实力概念内涵及认知”(QN201728)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文化软实力》2018年第2期
